再审申请书(8)

《解释》第12第1款规定明确了职工因工伤而产生的损失只能通过《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赔偿项目及标准进行处理，从而否定了职工要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请求权，即排斥了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的责任。在用人单位为职工办理社会保险时，大部分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如不能通过工伤保险转移风险，单位参加工伤保险就会失去实际意义。因此，该规定完全符合创设工伤保险制度是为了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及分散用人单位风险、减轻负担的目的，在审判实践中理应得到适用。

具体到本案中，申请人与王某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王某受伤的情形经海南省人事劳动保障厅认定为工伤。根据《劳动法》、《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双方就工伤保险赔偿事宜产生纠纷应属于劳动争议范畴，根据《解释》第12第1款规定，应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理。而《工伤保险条例》关于五级伤残的工伤保险待遇中，并没有要求用人单位支付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规定。根据原《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第3项之规定，对于王某提出上述诉讼请求，法院应不予受理。因此，二审依据《安全生产法》第48条及《解释》的相关规定支持王某的上述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另外，对于残疾辅助器具费，二审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30条规定不予支持。但对于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二审却排斥《工伤保险条例》及《解释》12第1款的适用，依据《解释》第18、25、28条规定予以支持。据此表明，二审法院在适用法律上是相互矛盾的，完全与《解释》12第1款的规定相悖。

退一步讲，即使适用《安全生产法》第48条规定来处理工伤保险与侵权损害赔偿的责任竞合问题，也应采取补充模式而不是兼得模式，即不能重复赔偿。本案中，王某是工伤伤残五级且与申请人解除了劳动关系，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34条规定，王某能够获得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伤残就业补助金。此处的“三金”是对王某因残疾而导致的收入减少及生活来源部分丧失而给予的财产损害性质的赔偿，其本质上与《解释》规定的侵权法意义上的残疾赔偿金是相同的。因此，二审判决在支持王某上述“三金”的基础上又支持残疾赔偿金，采取的是兼得模式即双赔，这显然与《安全生产法》第48条规定的补充模式相悖。

因此，二审判令申请人向王某支付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属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驳回该诉讼请求。

二、二审判令支付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属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

（一）、关于残疾赔偿金与被扶养人生活费

工伤保险与侵权损害赔偿分属不同法律法规调整，据此得知，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不能等同于侵权法上的法医学伤残鉴定结论。理由有，其一，两者有本质的区别。劳动能力鉴定是职工因工致残后劳动功能障碍程度和生活自理障碍程度的等级鉴定，而法医学伤残鉴定是对人身损害程度的等级鉴定。其二，依据的鉴定标准不同。劳动能力鉴定是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会同卫生行政等部门制定的标准，法医学伤残鉴定是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等来对人身器官损伤程度进行等级鉴定。其三，鉴定主体不同。劳动能力鉴定结论是由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法医学伤残鉴定结论是由司法鉴定机构作出。

侵权损害赔偿纠纷实行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根据《解释》第25、28条规定，要求支付残疾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前提是赔偿权利人须证明其伤残等级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程度。可从王某提交的证据材料看，并没有证明其伤残等级为五级的法医学鉴定结论。其提交的海南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的《海南省从业人员工伤劳动能力鉴定表》是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属于工伤保险范畴，不能据此认定王某伤情为法医学伤残等级五级。另外，王某在一审时并没有提交任何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证据，二审询问过后，王某才提交户口簿、东方公安局四更边防派出所证明书，这显然不是新的证据，法院依法不应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王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