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解读(2)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教授余南平说，今天改革的历史责任既不同于30年前解决温饱，也不同于10年前应对wto机制，而需要以历史的眼光和勇气，将中国带入一个“正常市场经济”的国家。而所谓“正常市场经济”，就是政府依法确立规则，而不是以“竞争性政府”的思维深度介入和运作市场。
    危机交织到了临界点
    “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当年邓小平的这一论断用在当下依然十分贴切。”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将我国面临的主要风险总结为四个：一是经济风险，主要是经济下行的压力加大，如果房地产泡沫一旦破裂，将对我国的经济造成巨大杀伤。二是社会风险，主要是社会利益格局被整体扭曲，导致社会矛盾尖锐。三是信任风险，如果不能让更多的普通民众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就很难获得老百姓的信任。四是政治风险，如果不能构建起一个约束公权力的制度笼子，就难以有效遏制腐败的蔓延。
    与汪玉凯观点类似的还有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孔泾源。他认为，应高度重视四大问题：一是经济下行压力很大；二是产能过剩严重；三是权力和利益引发的社会矛盾突出；四是公权力的约束问题。
    “改革与危机赛跑不是危言耸听。”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对半月谈记者说，改革的时间与空间约束明显增强。最近，他带领中改院课题组进行的一项关于改革的研究建议提到，当下中国的转型已到了“三个点”，如果不能顺利跨越，就可能出现前30多年未遇到过的矛盾冲突和动荡。其一，经济转型到了向消费主导转变的关节点。如果说前一阶段投资拉动增长还有战略回旋余地的话，那么在欧美等外部市场需求萎缩呈现中长期趋势、国内产能过剩的今天，回旋余地已大大缩小。其二，社会转型到了有效化解利益冲突的临界点。从根本上看，随着市场化、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结构的分化，没有同步形成一个协调多元利益的制度框架。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只占总人口的23%左右。中低收入者难以向上流动，是社会利益冲突和社会危机事件增多的特定因素。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常修泽认为，不能不承认中国社会已经分层，社会分层加剧和固化利益格局是社会领域危机因素凸显的根本原因。其三，治理转型到了有效预防并解决体制机制性腐败的关键点。在“增长主义”倾向下，某些部门和行业的官员拥有的权力，与转型时期政府掌控重要资源结合在一起，为体制机制性腐败打开了一条暗道。而当前，人们对腐败问题的容忍度在降低，相比于其他经济社会矛盾，腐败更容易成为社会不满情绪的“催化酶”。实际上，中央已经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如加快行政审批改革，提高政务的公开透明程度，推进司法公开透明等。这些改革都是“刺刀见红”的改革，没有强烈的危机意识是很难有大的突破的。
    改革价值：共享公平正义
    曾经有个段子在互联网等社交媒体上一度火热：当邻居突然有钱买了一辆好车，美国人会说“我要赚钱买更好的车”，日本人会说“我要研究他赚钱的方法”，法国人会说“我想借他的车去兜风泡妞”，中国人却会说“我杀他的心都有，今晚先砸了他的车！”笑话折射出当前社会心态的扭曲，即以各种“二代”为标签的仇富、仇官心理。这种社会心态的背后则映射出当下改革进程的尴尬，即财富和权力分配的不公。有论者提出，当前的改革有三盼：一盼破障碍，进一步破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特别是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二盼有保障，进一步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三盼能分享，更好地分享发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