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解读

    ——改革方位：危机倒逼改革

    中国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给全体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社会财富和更多元化的发展空间，同时，也积聚着种种矛盾和压力。可以说，不深化改革就发展转型不下去，不深化改革就利益调整不下去，不深化改革就危机化解不下去。新一轮改革箭在弦上，蓄势待发。此轮改革的历史方位何在，该承载怎样的负荷与责任？
    历史的呼唤
    “从历史经验来看，大概每10年中央有一次整体性改革的决定。从2003年到现在又是十年了，应该是中央作出改革决定的时候了。”曾多次参与起草中央重要文件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从今年4月份就开始思考如何向十八届三中全会建言。他指出，30多年来，中央做出整体性改革的决定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984年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二次是1993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三次是2003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八大已经破了题，现在到了为全面深化改革做出全面部署的历史节点。”
    “经济学上有个理论叫帕累托改进，它是公平与效率的‘理想王国’，大意是指在不损害所有人利益的前提下，使一部分人的状况得到优化。我们最初的改革能让大家都受益，但如今的改革似乎越来越难达到这一理想王国。”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教授王学杰认为，现在即将迎来改革的第五个阶段，并且迫在眉睫。他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介绍，第一个阶段是1984年前的农村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十二届三中全会后，改革进入第二阶段，由农村转入城市，围绕搞活企业为中心，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也是经济体制的重大突破。随着邓小平的1992年南方谈话，改革进入第三阶段，在城市开始了全面的市场经济改革。从这个阶段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改革越来越复杂。进入2000年，改革进入第四个阶段，局面更加复杂了，还出现了既得利益群体，改革遇到强大阻力。当前，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种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内外环境正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改革的难度、风险日趋加大。转型与改革交织融合，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政府转型都直接依赖于重大改革的突破。改革面临的利益矛盾更为突出，未来能否在调整利益关系、解决利益失衡上取得重要进展，将牵动和影响发展稳定大局。改革的时间与空间约束增强，改革与危机赛跑并不是危言耸听。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认为，一方面中国现在是经济大国，但还不是经济强国，要从大国向强国迈进，我们本身的体制机制也要调整，这是主动进取的改革状态；另一方面，现在也面临着复杂的形势，的确存在着危机问题，在危机的压迫下改革是被动的。应当把主动的和被动的改革两个加在一起。
    反思“中国模式”
    “必须反思改革，才能深化改革；必须继续改革，才能完善改革。”长期研究改革进程的香港学者卢麟元指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接受半月谈记者专访时指出，依靠强势政府、海量投资保持高速增长的做法早已走到了尽头。他举例，西部地区某省的经济正在起飞，近几年每年的基本做法，是依靠作为“发动机”的政府和作为“助推器”的市场，用海量投资拉动两位数以上的增长。而一个沿海的地级市在去年第3季度提出“大干100天，大投资、大建设、大发展”的口号，组织了18个城投公司，融入巨额资金，进行大拆大建，希望以此来保持经济繁荣。采用这样的方式，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杠杆率就变得愈来愈高。 “所以，根本的问题在体制，根本的出路在于改革。”吴敬琏认为，体制缺陷的存在，导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两个突出的问题。第一，由于“体制性障碍”，使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型变得步履维艰，使增长难于持续，而且有可能引发社会危机。第二，国家权力对经济活动干预和控制的加强，使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得以强化，贫富差距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