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的简介和代表作品(解析大师丰子恺的传奇人生)
丰子恺(资料图)
这样的画在他以前没有人画过,在他以后也没人画过。他的画简约、洗练甚至是简单。爱他画的人说:“这是一个世界级的艺术大师”,不以为然的人说:“这些画不中不西,难登大雅之堂。”然而不管怎样,画家画出了他人生的率真、儒雅、恬静和优美,也画出了他的悲悯与仁爱,蕴含了他人生的辛苦和坎坷,也映出了他高尚的人格与深远的思想。
他就是中国现代著名画家丰子恺,他的一生就像他的画一般诚朴、简约而不简单。
江南水乡物产丰饶,人杰地灵,以至于一路蜿蜒而来的京杭大运河,当流经杭嘉湖平原时,竟然依依不舍地在古镇石门绕了一个大弯,然后缓缓南去。孔子云: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艺术大师丰子恺就出生在这古运河畔充满诗趣画意的石门湾小镇。
丰子恺出生时已是家中第七个孩子,但却是第一个男孩,他的出生给丰家烟火得继带来了希望,一家人对他宠爱至极。他自小便被包围在脉脉的温情中,这种温情后来也伴随了他一生,浸透在他的性格里,发散在他的笔下。
1914年,丰子恺16岁,他带着家乡的自然之美、诗趣画意来到省城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求学。对于一个腼腆、懵懂的乡村少年,第一次远离家乡,来到这么大的城市,想到即将开始的集体宿舍生活,繁杂校规的约束,丰子恺感到有些惶恐,求学初始的憧憬,变成了思乡心切。就在丰子恺迷茫彷徨时,恩师李叔同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
李叔同是现代音乐、话剧、西洋绘画的先驱。1912年,李叔同应教育家经亨颐之邀,来到浙江一师任教图画课和美术课。早在故乡读小学时,丰子恺就学唱过李叔同作词的歌曲《祖国歌》,他被李叔同浓郁的爱国情结深深地打动,而真正成为李叔同的学生后,老师的多才多艺,严肃、献身的教育精神,谦虚、郑重的治学态度更是让丰子恺敬佩不已。
丰子恺曾说:“李先生的人格和学问,统制了我的感情,凡他喜欢的我都喜欢。”在李叔同的影响下,丰子恺疯狂地爱上了绘画和音乐,宁静安逸的校园总是见到丰子恺刻苦练画的身影,认真而虔诚。
一天晚上,丰子恺去李叔同的房间送交作业,正要退出时,李叔同叫住了他,和悦地说:“你的画进步很快,在我所教的学生当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快速的进步。”听到自己所敬佩的老师对自己的肯定与赞赏,丰子恺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回报师恩的最大努力,莫过于一生也像老师那样去做,正是从那晚起,丰子恺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我一定要好好学画,把一生献给艺术”。
而丰子恺耗尽毕生精力创作的《护生画集》更是见证了一个纯真、善良、有抱负的青年对于引领自己一生的恩师至高至圣的情感。丰子恺之孙丰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年弘一大师对丰子恺有一个终身的嘱托,每隔十年,完成一集《护生画集》。李叔同50岁,丰子恺就画50幅画,李叔同60岁,就要画60幅,去世之后继续画,100岁一直画到100幅。李叔同去世了,我爷爷仍然记着这个事情。即使后来经历了文革动乱,我爷爷被打倒在‘牛棚’里,放出来之后回到家凌晨3点钟就起来偷偷地画。”丰羽在回忆起自己爷爷时,不无感慨地说。丰子恺的这种诚实做人,信守承诺的品质也成为一种朴实的家风,代代相传。
丰子恺之女丰一吟回忆起这段珍贵的师徒感情时说:“李叔同是个非常认真的人,父亲做事也一丝不苟;李叔同认为要做一个好文艺家,必先做一个好人,父亲一生都认为‘大艺术家必是大人格者’。连一些小习惯父亲也要模仿李叔同,比方说写信的时候一定先写信封,边写边说:弘一法师就是这样子的。”在丰一吟的眼中,李叔同不仅将丰子恺引上了艺术之路,更重要的是李叔同身上可贵的精神深深影响着丰子恺的一生。
丰子恺著名画作《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资料图)
创立“子恺漫画”开中国漫画先河
1919年,22岁的丰子恺从浙江一师毕业,初出茅庐的他也开始了积极的“艺术追求之路”。本应该回到家乡担任小学教师的丰子恺放弃了安逸稳定的教师生活,来到上海和他的浙江一师校友吴梦非、刘质平共同创办了以专门培养中小学图画、音乐、手工教师的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并担任西洋画的教学工作。
丰子恺在上海专科师范学校任教一年间,渐渐地对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教学能力产生怀疑,他依稀地感觉到自己对西洋画了解还不够全面与深刻,他想窥见西洋画的全豹,想去西洋画盛行的日本留学。就这样,丰子恺带着对艺术的执着追求踏上了去日本的轮船。在短短的10个月求学生涯中,丰子恺如饥似渴,废寝忘食,不仅全面学习了西洋画,还熟练掌握了日语。
丰子恺回国后,受到夏丏尊的邀请,来到了上虞春晖中学任教。作为李叔同先生的嫡传弟子,丰子恺深得大师人格风范之真传。每次上课,丰子恺都早早地来到课堂,端坐于先生席上,每件事他都亲力亲为而又做得极其认真。
不仅如此,丰子恺与学生间平等互助的教学关系,生动活泼的教学方式更是深受学生喜爱。
一日授课,丰子恺教导学生“不论画什么都要抓着其特点。比如,你们画一张我的头像,就抓着我的前额宽、下颚尖这个特点,像个狗头似的。”边说着随手就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倒置的三角形,添上几笔之后,黑板上就出现了一个丰子恺的漫画像。随即又把眼角嘴边修改几笔,然后对大家说:“你们看这是因为你们画得好,丰子恺笑了。”说完重新改了几笔说:“这是因为你们画的不好,丰子恺哭了。”
就像当年李叔同来到浙江一师使得美术音乐课得到全校师生重视和喜爱一样,丰子恺在春晖,也使美术音乐得到了全校师生的重视和喜爱。
在春晖中学,丰子恺开辟出一个新的绘画境界,创立了中国漫画的雏形--以西洋画的技巧来表现中国人的形象,把古代的诗趣融入现代的生活。在一次参加春晖中学的校务会时,丰子恺随手画下了神态各异垂头拱手伏在会议上的同事,画完后又恐学生见了不好,便把这些画贴在了门的背后。端详着这些画,丰子恺兴趣盎然,而这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包皮纸、旧讲义纸、香烟壳的反面都成了画纸,有毛笔的地方就成了画室。一幅幅的画,就如一首首的小诗--平凡中带着奇特,浅显中带着深奥,风韵独特地展示着人世间的琐碎平凡,让人回味无穷。
1924年,文艺刊物《我们的七月》4月号首次发表了丰子恺的画,其后,《文学周报》等报刊也陆续发表,并冠以“漫画”的题头。自此中国开始真正有了“漫画”这一名称,“子恺漫画”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并被人们所熟知。
吾爱童子身莲花不染尘
丰子恺的漫画多以儿童为题材,在丰子恺看来“儿童天真烂漫,人格完整,这才是真正的‘人’”。他曾说:“我在世间,永没有逢到像你们(孩子们)样出肺肝相示的人。世间的人群结合,永没有像你们(孩子们)样的彻底地真实而纯洁。”
“他生性爱真善美,歌颂真善美。反对虚伪凶暴丑恶。他认为孩子是天真烂漫的人,孩子本性善良,孩子活泼可爱。所以他歌颂孩子。”丰一吟在回忆父亲时深情地说。
“我们在他的以身作则、潜移默化的教育下,自然也不会做出虚伪凶暴丑恶的事来。例如,看见蚂蚁在搬家,决不会去有意踩死它们,反而搬来许多小凳子放在蚂蚁搬家队伍的上面。有来人走过,就劝他们跨过小凳子。”丰一吟说。
丰子恺对童真的珍视和守护让人敬佩,他的一言一行都饱含了对子女真善美的教育,这种根据儿童兴趣自由发展的教育方式,在“狼爸”、“鹰妈”等高压教育盛行的今天,尤显弥足珍贵。
丰子恺爱孩子。然而,他的爱不是毫无法度的纵容之爱,也不是毫无原则的溺爱。他希望孩子们独立、有自己的思想和生活。丰子恺共有七个儿女。1947年,丰子恺五十岁,他在杭州与子女立下“约法”。“父母供给子女,至大学毕业为止。放弃者作为受得论。大学毕业后,子女各自独立生活,并无供养父母之义务,父母亦无供给子女义务。”
从这份“约法”可以看出,丰子恺给儿女以独立的爱,让已经“独立”的子女过自己的生活,这已远远超越了旧中国“养儿防老”的观念。既不向儿女索取回报,也不为儿女安排所谓的舒适的生活,而是让儿女走自己的路,过自己该过的生活。
丰子恺的这种教育方式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子女们。
据丰羽回忆,工作后的第一个月,他就在父亲的要求下从家里搬了出来,“当时的工资也不多,租了房子一半都没了,但是他让我搬出去,他认为我已经有自力更生能力了。”丰羽理解父亲和爷爷的这种做法。“当时我也不觉得他狠,他要求你搬出去,不再供养你,是希望你独立,早日有自力更生的能力,也是对社会的贡献,不给别人添负担。”
抗战时期丰子恺(右二)与文化界的朋友在一起(资料图)
宁做流浪汉,不做亡国奴
1932年,日本发动了惨绝人寰的“一·二八”事变,江湾地区成了战场,丰子恺在漂泊了将近20年后,被迫从上海回到了老家。
回到家乡的丰子恺全身心地投入了自己的艺术世界中,吟诗、作画……在舒适恬静的归乡生活中,丰子恺充分感受着人生的真谛和生命的乐趣,也把自己的艺术生涯推向了高峰。画集《云霓》、《人间会》,随笔集《子恺随笔集》、《丰子恺作品选》,音乐著作《世界大音乐家与名曲》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创作出来的。
然而一颗突如其来的炸弹彻底“摧毁”了丰子恺的“桃源梦”。1937年11月16日下午,丰子恺正在阅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他准备将日本侵略中国的无数事件用漫画的形式表现出来,编一本《漫画日本侵华史》以示后人。突然,本该在学校上课的女儿一脸惊恐地冲入了家门,紧接着屋外响起了“轰…轰…”的爆炸声,顷刻间,屋倒房塌,街道上满是破落的残垣,昔日宁静的石门小镇顿时一片惨象……由于躲避及时,丰子恺和家人侥幸逃过了一劫。
看着满地的残骸,无辜受伤、死去的乡亲,丰子恺彻底愤怒了:日本侵略者竟然连这个毫无军事设施的江南小镇也不放过!残酷的现实使丰子恺彻底清醒,他终于明白,在无情的战火下,是不会有桃源的。丰子恺毅然决定“我一定要离开!即使半路转入沟壑,但绝不愿居浙江,绝不做日军铁蹄下的顺民!”
尽管丰子恺喜欢温暖安逸的趣味,追求自然适意的生活境界,尽管舍亲别友、举家逃亡需要极大的勇气,但是当国恨和家仇一通,怒火和炮火齐烧之时,他毅然将自己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宁做流浪汉,不做亡国奴”。
让漫画成为抗战时期的武器、和平时期的艺术
流亡的路是艰辛的,丰子恺和家人一路跋山涉水,途经杭州、桐庐、萍乡、武汉、长沙、桂林、宜山、贵阳、重庆等地,辗转迁徙、颠沛流离。然而,他并没有停下创作的脚步,他积极投身文艺界抗日宣传的行列,并呼吁“漫画是抗战笔杆的先锋”。
在八年抗战期间,丰子恺以其丰富的影像力与灵敏的感触,结合诗文艺术的漫画技巧,大量描绘了逃难岁月的点滴和社会底层的苦难。他用手中的画笔记录下了日寇的残暴罪行,痛斥侵略者,控诉战争践踏人性摧残生命的罪恶,自豪地歌颂民族精神,直抒抗战必胜的信念。而这些抗战漫画也被编辑成集--《抗战漫画集》,在群众中间广泛流传。
丰子恺曾对友人说:“我虽未能真的投笔从戎,但我相信以笔代枪,凭我五寸不烂之笔,努力从事文画宣传,可使民众加深对暴寇之痛恨。军民一心,同仇敌忾,抗战必能胜利。”
1945年8月,历时八年的艰苦抗战终于宣告胜利结束,想起了八年来生离死别的亲友,想起了胜利后中国的前途……一向温文尔雅的丰子恺激动地哭了,他思如泉涌,洋洋洒洒写下了《胜利之夜》以纪念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淡泊名利富贵于我是浮云
新中国成立后,丰子恺作为文化界的杰出代表,先后担任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上海美术家协会主席、上海中国画院首任院长等职。然而即使身居要职,丰子恺依然保持着他一贯的人生作风:淡泊名利。
“他从来不刻意追求名利”丰羽说,“被选为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之后,他跟领导提出要求说‘我不坐班,也不拿工资,我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维持自己生活的来源,不需要你给我钱。’”在丰羽看来,爷爷的这种作风也深深影响着家里每一个人。至今姑妈丰一吟仍和女儿、女婿、外孙一起住在徐汇区的一幢普通居民楼里,今年已经83岁的老人依然事必躬亲,为人低调谦和。而自己的父亲丰新枚也是“从来不给领导提要求,安排什么,就做什么,没有那个想法说给领导提点私事儿,只认为这个事儿是我的职责应该做的事儿,是我的工作。”
“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这恰恰是丰子恺的人生理想。他的漫画、诗文无不透漏出这个思想。他希望美能够走出艺术的深宫,走进大众的日常生活。他先后编写了13种综合艺术教育类书目、16种美术教育基础类书目、36种音乐教育类书目等等,填补了我国在艺术教育领域的许多空白,为艺术的普及工作做出了不懈努力。
1975年9月15日,中午12时08分,上海华山医院,艺术大师丰子恺安详地离开了。而那一幅幅深沉自然、富有智慧,诠释着生活真、善、美的漫画,时至今日依旧散发着浓烈的艺术光芒、深厚的智慧光辉,深邃悠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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