聘任顾问仪式讲话稿(3)

一是结构调整的文章。刚才几位顾问都提到这个问题，这对来说的确是迫在眉睫的一件大事了。是资源型城市，煤炭开采还有10年的黄金期，而今年上半年53%的地方税收来自煤电，这就意味着我们还没有完全走出资源依赖的经济发展模式。早在2007年，市委、市政府就高瞻远瞩地提出加快推进经济战略转型，这篇文章究竟应当怎么做？我想特别应该把握两点。首先，结构调整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世界上一些资源型城市成功转型的经验表明，一座城市完成转型通常需要20年、30年甚至更长时间，目前还没有短时间内完成转型的先例，特别是在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实现转型更不可能。所以，我们在加快资源型城市转型过程中，必须要有长期的心理准备，必须对经济规律有深刻的把握，如果不愿意或不能够承受转型之后带来的阵痛，这都是不现实的。其次，要加快推动产业升级。具体来说就是坚持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高技术化两条腿走路。所谓传统产业高技术化，就是促使传统产业向产业链高端延伸，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尤为重要。所以不论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还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最核心的部分都在于创新，如果我们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只是扮演一个“拧螺丝钉”的角色，即便产品都在你这里生产，也不能说在高新技术领域争取了主动、拥有了优势、拥有了核心竞争力，在这样一个层面上我们要有新的理解、新的认识。

二是深化改革的文章。改革对于一个区域、一个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但改革的过程却是步履维艰、阻力重重。因为只要改革就涉及到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再调整，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蛋糕做小，都希望改革能让自己得利。但如果大家都是这种思维，我们的改革就无法推进。有人讲改革是自下而上的，也有人讲应当自上而下，但我认为，改革要来自我们每一个人的自觉，我们都要参与改革，也不要排斥成为被改革者。比如政府改革，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工作对象都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我们的思维模式、管理工具究竟发生了多大变化呢？我不敢说没有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与我们面临的环境相去甚远。以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为例，我们常说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那么怎样确保我们的决策是科学的、民主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这个应该成为我们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在这方面显然做得还不够。

三是对外开放的文章。发展的实践证明，凡是发达地区、成功企业，必定是走在对外开放前列的。比如兖州的太阳纸业、华勤集团，以及兖矿集团、如意集团，这些企业都是对外开放的先导者，其发展理念、资源聚集方式乃至营销市场都是开放式的。反之，一些做的不够好的地方、企业，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开放度不够是一个重要症结。目前我们利用自身的资源不够，利用外部资源更少，利用资本市场吸纳优质要素的能力就更显不足。刚才几位顾问谈到了资本运作问题，使我们看到了自身资源与外部资本对接带来的机会与产生的效益。我们的高新区同样如此，他们做创业资本已经有了良好开端，原来很多企业想拿一、二百万元贷款都很难，但是有了创业资本以后，只要它认可你的技术和团队，就可以几千万、甚至上亿地往里投。此前在只有英菲尼迪1家创投公司，现在已经确立的有3家，今年可能有5-8家落地。如果我们能有5家创投公司，那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对50家企业进行创业投资，更重要的是它能够通过创业投资对这个企业进行辅导、引导，这对一个企业的发展壮大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再比如人才问题，我们强调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但是我们在这方面又做了多少工作呢？我们可以花很多钱、花很大成本去招商引资，但是当看到一个优秀人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能够表现出同样的兴趣、同样的决断力呢？徐冠华部长在科技部工作的时候多次强调：“不惜一切代价吸引优秀人才，不论国籍、不论肤色。”现在国家层面上已经迈出了很大的步伐，那就是实施“千人计划”。我们把眼光放到国外，人才兴国的成功例子比比皆是。新加坡有什么资源呢？在“弹丸之地”建成了一个美丽富饶的国家。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国民素质，靠的就是人才。日本也是个资源短缺的国家，但却是一个人才荟萃的国家，因此才有了二战后的经济腾飞。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创造了这样一种经验和模式，形成了一种规律，我们为什么不能去更多的吸收、更多的借鉴呢？所以要发展，关键是不能封闭自己，不能在自己相对充裕的资源环境里自得其乐，在对外开放、资本市场对接和人才引进上，我们必须做更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