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三个老师是谁(分析鲁迅人生路上的三位导师)
时间: 08-15
栏目:学习方法
鲁迅曾经一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也是被树立起来的旗帜性人物。本以为离我们很近,却是离我们很远的人;一个被过分解读,却难以读懂的人。我们也许曾经为他痴狂过,也许曾经为他着迷过,但他依然还是那个“独立于外”的人。
鲁迅的学问不小,是不争的事实。这与他孜孜不倦地学习有关,在他的求学生涯中,曾经遇到过诸多的老师,这些老师中能够让他念念不忘并记录在文章中,只有三位。可见,这三位老师对他人生的重要影响,是他这一生中记忆极为深刻的人。
寿镜吾(1849-1930)
寿镜吾老先生是鲁迅的启蒙老师,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对他有过描述,说他管教学生比较严,常常手里拿着一条戒尺,对学生还有罚跪的规定,但是他为人“极方正、质朴、博学”,对于学生,这些东西也经常不太用到。
寿镜吾老先生,名字叫做寿怀鉴,晚号菊叟,绍兴城内都昌坊人,清末同治时期中过秀才。后来因为不满于洋人们的嚣张跋扈以及清政府软弱无能,签订下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立志再也不买洋货,再也不入仕途。他在家中的三味书屋(经书之味,史书之味,子书之味)设馆收徒,每年招收学生不超过8人,鲁迅十一岁时恰巧成了他的学生,这也就有了从自家“百草园”到寿家“三味书屋”的故事。
老先生先前给鲁迅的印象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因为认定先生学识渊博,鲁迅曾向先生请教过“怪哉”虫的典故,但没有得到解答。鲁迅早就听说三味书屋是“全城最严厉的私塾”,但发现寿先生也绝非传说中那么“不近人情”,反而有些可爱,有时读书时“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
寿镜吾的教学方式有传统有所区别,注重文采,启发学生思路,被人认为是“离经叛道”。寿镜吾除了教书外,主要精力用来研读经史子集、稗官笔记,对于时政他也极为关心,常常与人讨论,对清廷多有不满。他生活极其简朴,家中的一条长衫,还与两个儿子换着穿。他无意于仕途,也不希望儿子考取功名,书屋后建有一亭取名为“自怡”,亭子对面墙上写有“寄傲”两字,示意自己傲然遗世,自得其乐之情。
鲁迅早1892年进入三味书屋学习,共是经历了5个春秋,他的文章某些方面深受寿镜吾老先生的影响。老先生还经常帮助学生,鲁迅父亲病重时,需要“三年以上陈仓米”,还是老先生背到他家里的。鲁迅对老先生也是极为尊敬,后来游学在外,只要有空回到家里,必然是要去看望老先生的,进京工作了,还与老先生保持着书信往来,老先生的夫人去世时,鲁迅还送挽帐致哀。
藤野严九郎(1874-1945)
藤野严九郎是鲁迅在日本学医时的老师,鲁迅特地写过一篇名为《藤野先生》的文章,来讲述自己当年和藤野先生交往过程中的事。1935年,鲁迅的日本朋友增田涉翻译的《鲁迅选集》时,鲁迅还特别交待,其他的都可以随便选,但《藤野先生》一定是要选录进去的。
藤野严九郎,出生于日本福井县的医生世家,是藤野家的第六代医生,在家里排行老三,从小由大哥二哥抚养长大,他在小学时学过汉学,对于中国有些了解。1892年,藤野严九郎从福井学校退学,考入爱知医学校,即现在的名古屋大学就读,1896年毕业后,留校成为解剖学教师奈良坂的助手。
1897年,藤野严九郎具备了医生开业证明书,于当年的7月,在东京帝国大学,即现在的东京医学院学习解剖学。1901年,藤野严九郎受聘俩到仙台医科专门校任解剖学讲师。当时年仅27岁的藤野严九郎,教的是一年级的解剖学理论,二年级的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他被任命为一年级的副班主任,具体负责学生们的各项管理。
1911年,东北帝国大学,即后来的日本东北大学成立,第二年,仙台医科专门校被前者合并,成立东北帝国大学医学部。藤野严九郎继续留校任职,直到1915年,该校改立为东北帝国大学医科大学,藤野严九郎因为学历太低,于当年6月被“请求免职”,7月降为临时讲师,8月被解除讲师职务。
之后,藤野严九郎曾一度到东京三井公司的慈善医院工作,于1919年在自己的家乡成立了私人诊所,直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去世。
鲁迅与藤野严九郎的相识是在1904年7月,当时鲁迅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藤野严九郎刚从讲师升为教授。
鲁迅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说话声音“缓慢而很有顿挫”。听其他同学说,“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显然是个不懂打扮,生活极为朴素的人。当时,一般教授上课来回都是乘坐人力车,藤野严九郎却是步行,每天坚持不以为累。
鲁迅在藤野严九郎班上学生中间的成绩并不出色,排在中间,但是藤野严九郎对他极为关注细心指导。1906年,鲁迅在课间观看“日俄战争教育片”,深受刺激,决心离开仙台不再学医,临走前,向藤野严九郎告别,藤野严九郎还有些不舍。鲁迅就谎称要去学生物学,藤野严九郎不禁有些叹息,他还将自己照片留给了鲁迅。直到1926年,鲁迅将他的照片“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
鲁迅离开仙台后,与藤野严九郎少了往来,连书信也没有通过,但他始终难以忘怀这为老师,始终认为藤野严九郎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而他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鲁迅甚至认为,藤野严九郎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藤野严九郎“所改正的讲义”,鲁迅也是珍藏着,后来在搬家途中不幸遗失了。后来鲁迅在写作时,往往会回忆起藤野严九郎,并因此“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章太炎(1869-1936)
章太炎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知名人物,学者型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以及思想家,影响到了后来的许多人,鲁迅只是其中之一,两人关系以及情感极为复杂,绝非三言两语能够解释得清楚。
先来简略了解下,章太炎的生平。
章太炎,字枚叔,后易名为炳麟,浙江余杭人,出身于富裕家庭,早年从师著名朴学大师俞樾,八年学有所成后走出书斋。
1896年,章太炎到上海担任《时务报》编务,期间因支持维新变法为清政府通缉,1899年流亡到日本。1903年,回到国内的章太炎曾一度被捕入狱。1906年,章太炎出狱后,再次来到日本,加入了孙中山创办的中国同盟会,并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
1911年,章太炎回到上海,主编《大共和日报》,并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1913年,他又因讨袁而被监禁,直到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才被释放。1917年以后,章太炎主要还是以讲学为业,于1936年病逝。
章太炎被誉为近代中国国学大师,胡适称其为“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梁启超称之为清学正统派的“殿军”,他的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领域,著述也颇为丰富。
1906年,章太炎再次流亡日本,主办《民报》期间,鲁迅经常跑到报馆去听章太炎的讲学。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文章中,鲁迅曾回忆道:“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XX’的XXX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XXX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他深深为章太炎的革命精神所折服,认为章太炎“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简直就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在某些革命精神气质上,鲁迅与章太炎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并深受其影响的。然而,新文化运动以后,章太炎先生有些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了,开始抵触白话文运动,自觉维护文言,思想上也有些保守。
对于这样的老师,鲁迅并没有留情面,在《趋时与复古》中,鲁迅对章太炎的冷嘲热讽,达到了极致:“康有为永定为复辟的祖师,袁皇帝要严复劝进,孙传芳大帅也来请太炎先生投壶了。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是拉车屁股向后。”
当然地,这有点爱之深,责之切的意味了。
鲁迅对于章太炎还是极为尊崇的,1936年6月章太炎去世,面对一些报刊的贬低,病重中的鲁迅不顾身体连续写下了《关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为自己的老师叫屈,等到第二篇文章还没有写完,鲁迅就已经是病情加重而去世了。
鲁迅的学问不小,是不争的事实。这与他孜孜不倦地学习有关,在他的求学生涯中,曾经遇到过诸多的老师,这些老师中能够让他念念不忘并记录在文章中,只有三位。可见,这三位老师对他人生的重要影响,是他这一生中记忆极为深刻的人。
寿镜吾(1849-1930)
寿镜吾老先生是鲁迅的启蒙老师,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对他有过描述,说他管教学生比较严,常常手里拿着一条戒尺,对学生还有罚跪的规定,但是他为人“极方正、质朴、博学”,对于学生,这些东西也经常不太用到。
寿镜吾老先生,名字叫做寿怀鉴,晚号菊叟,绍兴城内都昌坊人,清末同治时期中过秀才。后来因为不满于洋人们的嚣张跋扈以及清政府软弱无能,签订下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立志再也不买洋货,再也不入仕途。他在家中的三味书屋(经书之味,史书之味,子书之味)设馆收徒,每年招收学生不超过8人,鲁迅十一岁时恰巧成了他的学生,这也就有了从自家“百草园”到寿家“三味书屋”的故事。
老先生先前给鲁迅的印象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因为认定先生学识渊博,鲁迅曾向先生请教过“怪哉”虫的典故,但没有得到解答。鲁迅早就听说三味书屋是“全城最严厉的私塾”,但发现寿先生也绝非传说中那么“不近人情”,反而有些可爱,有时读书时“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
寿镜吾的教学方式有传统有所区别,注重文采,启发学生思路,被人认为是“离经叛道”。寿镜吾除了教书外,主要精力用来研读经史子集、稗官笔记,对于时政他也极为关心,常常与人讨论,对清廷多有不满。他生活极其简朴,家中的一条长衫,还与两个儿子换着穿。他无意于仕途,也不希望儿子考取功名,书屋后建有一亭取名为“自怡”,亭子对面墙上写有“寄傲”两字,示意自己傲然遗世,自得其乐之情。
鲁迅早1892年进入三味书屋学习,共是经历了5个春秋,他的文章某些方面深受寿镜吾老先生的影响。老先生还经常帮助学生,鲁迅父亲病重时,需要“三年以上陈仓米”,还是老先生背到他家里的。鲁迅对老先生也是极为尊敬,后来游学在外,只要有空回到家里,必然是要去看望老先生的,进京工作了,还与老先生保持着书信往来,老先生的夫人去世时,鲁迅还送挽帐致哀。
藤野严九郎(1874-1945)
藤野严九郎是鲁迅在日本学医时的老师,鲁迅特地写过一篇名为《藤野先生》的文章,来讲述自己当年和藤野先生交往过程中的事。1935年,鲁迅的日本朋友增田涉翻译的《鲁迅选集》时,鲁迅还特别交待,其他的都可以随便选,但《藤野先生》一定是要选录进去的。
藤野严九郎,出生于日本福井县的医生世家,是藤野家的第六代医生,在家里排行老三,从小由大哥二哥抚养长大,他在小学时学过汉学,对于中国有些了解。1892年,藤野严九郎从福井学校退学,考入爱知医学校,即现在的名古屋大学就读,1896年毕业后,留校成为解剖学教师奈良坂的助手。
1897年,藤野严九郎具备了医生开业证明书,于当年的7月,在东京帝国大学,即现在的东京医学院学习解剖学。1901年,藤野严九郎受聘俩到仙台医科专门校任解剖学讲师。当时年仅27岁的藤野严九郎,教的是一年级的解剖学理论,二年级的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他被任命为一年级的副班主任,具体负责学生们的各项管理。
1911年,东北帝国大学,即后来的日本东北大学成立,第二年,仙台医科专门校被前者合并,成立东北帝国大学医学部。藤野严九郎继续留校任职,直到1915年,该校改立为东北帝国大学医科大学,藤野严九郎因为学历太低,于当年6月被“请求免职”,7月降为临时讲师,8月被解除讲师职务。
之后,藤野严九郎曾一度到东京三井公司的慈善医院工作,于1919年在自己的家乡成立了私人诊所,直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去世。
鲁迅与藤野严九郎的相识是在1904年7月,当时鲁迅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藤野严九郎刚从讲师升为教授。
鲁迅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说话声音“缓慢而很有顿挫”。听其他同学说,“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显然是个不懂打扮,生活极为朴素的人。当时,一般教授上课来回都是乘坐人力车,藤野严九郎却是步行,每天坚持不以为累。
鲁迅在藤野严九郎班上学生中间的成绩并不出色,排在中间,但是藤野严九郎对他极为关注细心指导。1906年,鲁迅在课间观看“日俄战争教育片”,深受刺激,决心离开仙台不再学医,临走前,向藤野严九郎告别,藤野严九郎还有些不舍。鲁迅就谎称要去学生物学,藤野严九郎不禁有些叹息,他还将自己照片留给了鲁迅。直到1926年,鲁迅将他的照片“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
鲁迅离开仙台后,与藤野严九郎少了往来,连书信也没有通过,但他始终难以忘怀这为老师,始终认为藤野严九郎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而他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鲁迅甚至认为,藤野严九郎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藤野严九郎“所改正的讲义”,鲁迅也是珍藏着,后来在搬家途中不幸遗失了。后来鲁迅在写作时,往往会回忆起藤野严九郎,并因此“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章太炎(1869-1936)
章太炎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知名人物,学者型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以及思想家,影响到了后来的许多人,鲁迅只是其中之一,两人关系以及情感极为复杂,绝非三言两语能够解释得清楚。
先来简略了解下,章太炎的生平。
章太炎,字枚叔,后易名为炳麟,浙江余杭人,出身于富裕家庭,早年从师著名朴学大师俞樾,八年学有所成后走出书斋。
1896年,章太炎到上海担任《时务报》编务,期间因支持维新变法为清政府通缉,1899年流亡到日本。1903年,回到国内的章太炎曾一度被捕入狱。1906年,章太炎出狱后,再次来到日本,加入了孙中山创办的中国同盟会,并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
1911年,章太炎回到上海,主编《大共和日报》,并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1913年,他又因讨袁而被监禁,直到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才被释放。1917年以后,章太炎主要还是以讲学为业,于1936年病逝。
章太炎被誉为近代中国国学大师,胡适称其为“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梁启超称之为清学正统派的“殿军”,他的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领域,著述也颇为丰富。
1906年,章太炎再次流亡日本,主办《民报》期间,鲁迅经常跑到报馆去听章太炎的讲学。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文章中,鲁迅曾回忆道:“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XX’的XXX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XXX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他深深为章太炎的革命精神所折服,认为章太炎“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简直就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在某些革命精神气质上,鲁迅与章太炎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并深受其影响的。然而,新文化运动以后,章太炎先生有些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了,开始抵触白话文运动,自觉维护文言,思想上也有些保守。
对于这样的老师,鲁迅并没有留情面,在《趋时与复古》中,鲁迅对章太炎的冷嘲热讽,达到了极致:“康有为永定为复辟的祖师,袁皇帝要严复劝进,孙传芳大帅也来请太炎先生投壶了。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是拉车屁股向后。”
当然地,这有点爱之深,责之切的意味了。
鲁迅对于章太炎还是极为尊崇的,1936年6月章太炎去世,面对一些报刊的贬低,病重中的鲁迅不顾身体连续写下了《关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为自己的老师叫屈,等到第二篇文章还没有写完,鲁迅就已经是病情加重而去世了。
- 分页 >>
阅读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