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幸福感和幸福指数，反映了政府执政为民的理念，而为了增强居民的幸福感，实施惠民工程，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但当各地都将幸福指数纳入“十一五”规划并以此来考核政绩时，则要防止幸福指数与gdp一样走进误区。
从gdp到gnh———社会文明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长期以来，gdp成为官场图腾，被当作发展的全部内容，是评价官员政绩、提拔官员的“硬条件”。于是，数字出官、gdp注水、相互攀比成风。
而据有关统计，我国gdp数字里有相当部分是靠牺牲后代的机会获得的，不具有可持续性。为此，许多城市开始考虑将绿色gdp纳入国民经济统计体系，深圳等城市明确不再以gdp来考核官员政绩，要更重视资源消耗、社会公平和人的发展。
实际上，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的gdp并不是评价一国社会发展的唯一标准。联合国在评价一国发展时也采用人类发展指数（h di ），包括寿命、教育、实际收入三个方面。而近年来，国际上开始尝试用幸福指数来评价一国的发展状况。据说，国民幸福总值（g nh ）是由经济不发达的不丹国国王提出的，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为此，不丹成为第一个用gnh替代gdp来进行统计和评价的国家。
幸福指数的出现表明社会文明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财富不是衡量生活状况的唯一标准，人的生存幸福感更为重要；经济发展不是乐生的唯一源泉，人的心态、社会环境等都构成人的良好生存条件。
如果幸福感成为政绩指标，其操作难度比ＧＤp更大———要科学地看待幸福指数
与gdp有一个较为统一的评价指标体系不同，幸福指数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体系。幸福指数是将人们的幸福感用数字来显性化。幸福更多地是一种感觉，不同的人对幸福的理解不同，就可能有不同的幸福感。
最近全国许多地方政府、研究机构都在编制各自的幸福指数，结果很可能是gdp高的地方gnh不一定高，毕竟人们各自对幸福的感受是不同的。如果幸福感成为政绩指标，其操作难度比gdp更大。但可以肯定的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不是追求gdp，而是追求幸福生活。
根据各种幸福指数的统计，中国公众的73.1%和北京市民的68.2%有幸福感。而据西方调查，中国人的幸福感在世界高居前列。这一方面说明财富不完全代表幸福，另一方面，也说明幸福感的主观性。在中国，城乡差别之巨大，也表现在幸福感的体验的不同上，如城市人对住房、就业、工作条件较为在乎，农村则对医疗保障更加看重。就中国几大城市的有关调查来看，友谊、健康、金钱、事业、时间等都是人们幸福之源，但从压力、内心的未定感、事业的危机感来看，上海白领的幸福感最低，这也说明幸福感的主观性和感受性，同时说明心态平衡是幸福感的主要决定因素。
和谐社会意味着较高的幸福指数
许多地方在构建和谐社会时将“幸福指数”纳入“和谐指标”之中。而国家统计局也表示，正在制定国民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社会进步指数等统计指标。
毕竟人民的生活感受受到执政者的重视，这是社会进步的反映，也是构建和谐社会题中应有之义。
有关调查显示，有钱人不幸福，没钱人更不幸福，感觉最幸福的是社会中层，即小康群体。其中，最具幸福感的是小城镇居民，其次是一部分农民，大城市居民幸福感最差。这说明人的期望值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人的满足感。而对未来的憧憬也可能强化幸福感，这就是为什么有的调查显示年轻人幸福感最强的原因。而国外研究表明，随着经济发达程度的提高，公众幸福感会稳中有降，因为，经济条件的改善、视野的开阔，将导致人们的需求更加提高，更加多元，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更为苛刻。不论经济富裕程度如何，社会的失衡、心态的失衡，都将影响人们的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