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年货时，不管是买的还是卖的，人们也不再为平时的三角两毛的钱而计较，似乎都大方了许多，也总能在欢声笑语中完成一笔快乐的生意，买的舒心，卖的快乐，图的就是一个新年里愉快的心情。
而我时常在购买了年货后，并不急急家里赶，而是仍然在这样热闹而喜庆的集市上溜达，继续溶在节日的喧嚷中，感受正月新春到来的快乐。
记得小时候，除了和父亲到年货大集上买一些年货之外，就是跟着他在小得转不开身的锅屋里看父亲做年货：做猪头冻、发酵芥茉、做各样的素菜和饺子馅，那扑鼻的香气早将蹲在一旁的自己垂涎三尺，如果能得到一点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便兴奋之极，喜悦之情自然不言而喻。
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平日里吃穿都比往昔过年时还要好，而且什么都不缺，超市、菜市场近在咫尺，生活物品垂手可得。但过年赶年集的那份心情却依旧在心间，每每过年时还是要到年货大集上来一次“疯狂购物”，其实这只不过是感受过年的气氛，也是对一种久远的心情的怀念
篇七：回家过年
大概要追溯至二十年前，我大约五岁，那时提起过年，我们差不多同龄的伙伴们高兴得就像一只顽皮的猫儿，在家中蹦蹦跳跳的，那股兴奋劲儿——简直像当上皇帝一般。
像我们那时的孩子，因为过年会有好吃的、好穿的、好玩饿，大一点的孩子更可以摆脱平日的“劳役”，因此会开心个不停。
或许怪那时的日子太过清贫，平日里要吃得上一顿好的是极不容易——吃得上肉的人家很少，一般人家除非是有贵客来的时候，孩子们才勉强可以解一解馋；或就是在走亲戚，“吃酒”的时候。那时候，寨里要是谁家有红白喜事，帮忙的大人总是带着孩子，并且趁人不注意把一两片豆腐或其他什么吃的塞在自己孩子的嘴里。
又或许是那时的生活过于枯燥，所以人们在玩的都比较简单，快乐也简单，但大家都很知足，生活平平常常的过，日子顺顺溜溜地流。那时过年，大人们总喜欢凑在一起玩纸牌，玩牌的方式简简单单：一副扑克变换着玩“上游”、“怪噜”、“三五反”之类，输了的就罚站或钻“板凳脚”。（我就是那时常跟在父亲身边问这问那的，现在还清晰记得那些玩牌的花样。）大家共娱共乐，输了牌却赢回快乐，大家都觉得自己是胜利者。
父亲喜欢在大年初一、初二的白天和晚上翻起民间手抄或刻印的《柳荫记》、《八仙图》之类的书唱个不停，他周围就围着妈和其他年轻年老的妇女，动情处大家唏嘘喟叹，有的还流眼泪，听不明白的时候大家就议论纷纷。我们那一带像父亲年龄差不多的男女都会“唱书”，几年前回家过春节还听父亲给妈唱了几段，很是动听。
对我而言，那时爸唱书的声音就是最好的音乐，所以对一些如“攒十字”、“莲花落”之类的唱腔至今还有印象。那时寨里有一台唯一的收音机，音乐从那个小东西里飘出——很悦耳，多是些“朝霞——啊——映在——阳城——湖上——”，偶尔也飘出“何日君再来”的感慨。但这种奢侈的声音我们很少听到，有时只是在较远处聆听。有收音机的那户人家很少放歌给我们听，一般要有客人来或过年的时候才能听到，更别说是亲自看看摸摸那“小家伙”了。我的记性一向很好，只要那家人放歌，我听一遍就能“哼唱”了。
那年头，寨里没有通电，收音机只能用干电池，舍得买电池的人家很少——别说用收音机了，就是用手电筒的人家也很少，我们家那时点的是煤油灯。用油灯灯芯也不敢做大，晚上睡得很早，一般晚饭后就洗脚熄灯就寝；有时熄灯后坐在火炉边听母亲讲“老熊婆”、“七姊妹”和其他的民间传奇或鬼故事。那时听鬼故事时尤其着迷，但一定用坐在爸和妈之间，不敢靠近门，生怕有个东西推门而入把我抓去。我哥不同，从小到大都不相信有鬼，晚上再怎么黑也敢出去解手——我那时最佩服他了！妹妹还在呀呀学语，只有哭的份，享受不到我听故事的高兴和怵悚。但不知怎的明明害怕，却用缠着妈一遍又一遍的讲，自己就一边听一边幻想一边害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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