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解读(7)

    “政府改革具有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因此要注重全局性和系统性，在优化权力结构的主线中把握好权与责的关系。”迟福林认为，重大改革方案原则上由中央层面的改革协调机构统一决策，取代由部门和行业“自己改自己”的机制，以有效地避免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加强中央对地方改革的统筹协调和指导，将重要的改革指标列入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建立对地方改革的评估问责机制，注重通过调整中央地方利益关系激励地方政府推进改革；实现重大改革立法先行，将重要改革目标上升为法律意志，加强改革程序性立法。
    “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这两件事应当结合起来进行。”吴敬琏说，中央直接掌握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必须充分倾听民众的改革诉求和改革创意，也要从地方政府的主动探索中得到启发和取得经验。比如上海为克服营业税重复征收的问题而进行的营改增改革，在试点后不久就得到许多城市的响应和中央财税部门的支持，在更大范围推广开来。还有从广东开始的民间组织无主管登记、简化工商登记、清理行政审批等改革，也是基层创新纳入全国性规划的范例。
    今年7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市主持召开座谈会时强调，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激发和凝聚社会创造力。在改革步入深水区的今天，必须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如何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为加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提供更加科学的决策依据？这极大考验着改革设计者的思维和理念、勇气和智慧。
    解放思想，不走极端，寻求改革共识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说：“过去35年来的改革经验证明，改革所以能取得突破，就是因为解放思想。”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常修泽认为，实现改革突破必须解放思想，如同当年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冲破“两个凡是”一样，现在也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破除心中“凡是”的阴影。
    兰州商学院副院长蔡文浩认为，没有重大理论的突破和创新，就难以对新一轮改革形成好的指导思想，也就难以通过深化改革来应对各种危机的挑战，比如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分配逻辑问题、权力行使过程中的民主与集中问题等等。
    “现在真正需要警惕的是转型陷阱。”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提出，转型陷阱是指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既得利益格局为阻止进一步变革，要求维持现状，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这并不是简单的改革停滞和倒退。
    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一些专家学者纷纷给出独特观点。“深化改革需要进一步放权，但放权不能变成放任。”中国睿库研究院副院长高连奎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反对盲目放权，不是政府的权力太大，而是政府承担的责任太少。放权要以提高办事效率为原则，放权要与定责相结合。
    “历史证明，谁走极端，谁就会摔跟头。”香港学者卢麟元认为，全面小康是改革的阶段性目标，改革的终极目的是人民幸福。而人民幸福是国家主权、人民权力和个人权利的动态平衡统一。丧失国家主权和人民权力的个人权利是无法保障的，丧失个人权利的国家主权和人民权力是不可持续甚至无法实现的。